文学创作与周易的关系 （2）

钱钟书与《周易》：文学修辞的深度对话

作为现代文学的璀璨明珠，《围城》不仅以其深邃的意蕴和精妙的构思展现魅力，更得益于钱钟书先生的匠心独运和精妙绝伦的比喻修辞。钱先生对文学表达和比喻修辞的重视，贯穿于他的散文、小说等文学创作及其文学理论研究中。

在《周易文言》的“修辞立其诚”这一传统文学理论命题中，钱钟书先生赋予了新的意义与解读。他提出，文艺取材虽有虚实之分，但并无真妄之别。他强调修辞本身的价值，充分肯定文学语言表达的重要地位和意义。这一观点突破了传统文论中强调作者心性修养和创作态度的局限。

钱钟书先生的修词观念并不局限于通常意义上的修辞格，而是泛指一般的文学表达。在对《周易正义》的研究中，他生发出了关于比喻修辞的两个核心观念。他深入探讨了比喻的产生机制，认为喻体与本体之间是非一非异、撮合相成。他引用了《周易》中的多个卦象和《左传》中的论述，形象地阐释了“同类相感”的道理，强调了比喻的生成在于两者间既相似而实不同。

钱先生探讨了比喻的两柄与多边。他认为，同一事物可以用作不同的比喻，或褒或贬，或示喜或示恶，词气迥异。这一观念源于他对《周易》的深入解读，指出事物一而已，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他进一步指出，取譬者用心或别，着眼因殊，指同而旨则异。这种对比喻的多角度、多功能的认识，展现了钱先生对比喻修辞的独到见解。

在钱钟书先生的文学创作和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周易》的深厚造诣和对文学修辞的独到理解。他巧妙地运用比喻等修辞手法，使他的作品充满了诗意和哲理。他的研究不仅深入探讨了比喻的产生机制和功能，更从《周易》的角度对比喻进行了全新的解读，为文学修辞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

钱钟书先生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厚的学识，将《周易》的智慧与文学修辞相结合，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充满哲理和诗意的文学世界。他的研究不仅丰富了文学理论，也为我们的文学创作和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他的成就不仅体现在《围城》等经典之作中，更体现在他对文学表达和比喻修辞的深入研究和独到理解中。钱先生独具慧眼，对《周易》与《诗经》中的“象”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他清晰地看到了二者之间的不同。他形容《易》之象为“义理的暂时栖息之所，如同诱人的乐饵，吸引过客停留的旅亭”。而《诗》之象，则是“文情的永久归宿，如同温暖的家室，让人们在此哭斯歌斯，聚集骨肉”。虽然有这样的区分，但钱先生并不因此轻视或忽视《易》象爻辞的重要性。

相反，他认为，《易》之象如果运用得当，完全可以与《诗》的比喻一样，捕捉到生活中的精彩瞬间，摘取其中的美好寓意。他深入探索了《周易》中比喻修辞的特殊取象规律，发现其中蕴含着一种“反象以徵”的手法。

以《革》卦中的“初九：巩用黄牛之革”为例，其《象》曰：“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钱先生解释道，这里以牛革来象征事物的坚固不易改变，反映了积重难返、习俗难移的情境，革故鼎新之路艰难。这种象征手法，看似与本意相悖，实则通过反向的意象来揭示深刻的内涵。钱先生称之为“反象以徵”。

进一步地，他引用了宗教中的虚空之象来阐释这种手法。宗教家常常以空无一物的虚堂、净无点墨的白纸，来象征至大至本的真质。这种反向的象征手法，同样揭示了有无相生、虚实相生的深刻哲理。

钱先生的分析展示了文学形象性语言的多义性，为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中的诸多核心命题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他的见解深刻而独到，语言生动且富有魅力，为我们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处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