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八论易经中的奥秘与，探寻深层含义不加经字

孔颖达在探讨易学八论的最后一谈时，聚焦于《周易》何时被称为“经”的问题。在追溯这个问题时，我们发现这一称呼并非一开始便存在，而是后人赋予的称号。对于其确切的开始时间，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从汉代文献中我们可以寻找到一些线索。

据《子夏传》记载，上下两篇中并没有出现“经”字这一称号。而在汉代的文献中，如孟喜的易本上下二经中，“经”字开始出现。这表明在孟喜之前，“经”字已经存在。《礼记经解》中提到易有被称之经的理由，进一步证明了称之为“经”的理念早已有之。关于《易经》的本名，实际上是《周易》。因其被儒家列为经典，后世称之为《易经》。因相传孔子的注解为圣人之言，所以《周易》也可称为“经”。然而关于《周易》究竟是在何时开始被称作“易经”，并没有明确的答案。

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六艺（包括《周易》）被称为“经”的习惯应该是在汉武帝之后才开始流行的。这一演变过程不仅反映了语言文化的变迁，也揭示了儒家经典在汉代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周易》作为六经之一，其被称为“经”的历程也标志着六艺之称经的开始。实质上，经学是以孔子六艺的传授为核心的学科。这一学科的起源与发展历程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然而关于《周易》称“经”是否能溯源至先秦时期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热议。《子夏易传》作为关键文献的真实性成为了讨论的重点。孔颖达曾引用《子夏传》的观点，但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并未得到普遍认同。关于《子夏易传》的真伪问题一直困扰着学者们。至今所传的《子夏易传》存在多重伪造现象。因此我们不能将其作为历史断代的依据。尽管《礼记》中的《经解篇》提到了六艺的合称但并未直接使用“经”这一称呼。这意味着即使其战国时代就有类似篇章也存在可能但是正式命名为“经解篇”则确定是在汉代之后因此无法证明战国时已经有了“经”的称呼。孔颖达在引用《经解篇》时并非为了证明汉代以前《周易》是否被称为易经而是要阐明一种观点：六艺中蕴含了被称为经的义理早于汉代而存在至于《周易》最终被称为易经只是后来人们沿用了这一概念而已因此关于其称经的起源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实这一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经学的发展历程孔颖达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他强调六经之所以成为经典不仅仅是因为汉代人们的命名更是因为这些经典本身具备了被称为经的义理和价值而《孝经纬》则因为内容过于伪妄难以取信被认为是不足取的证据此外其他文献如《庄子天运篇》中提到孔子与老子讨论六经的对话虽然反映了经典的传承和研究但并没有确切证据表明战国时已有六经之称反而证明了该篇至少是汉初以后的著作因此经典的称呼和概念的演变需要综合考虑各种证据不能仅凭一处文献就轻易下结论对经典的称呼演变的理解反映了我们对文化历史的深入研究和理解。经典之作与常道紧密相连。《尔雅》中阐释了“基，经也”，“典，经也”，揭示了永恒不变的真理。这些著作所蕴含的法则与常理，被尊称为“经典”。其中，“经”的本义是象征基础与治理的织布纵线，而“典”则是五帝所撰之书，充满尊贵之意。在历史的长河中，“经”与“典”逐渐形成了同义。

从上古五帝时代的著作被称为“典”，到后世圣人著作被称为“经”，这些称谓的转变反映了经典著作的演变。如《尚书》中的《尧典》和《舜典》，都体现了这种转变。在《左传》中，这些经典有时被称为“经”，有时被称为“典”，二者都代表着常道和常理。“礼”与“经”经常相提并论，礼是外在的行为准则，而经则是内在的常道。

这些经典著作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承载着历史的记忆与文化的精髓。无论是“经”还是“典”，都是对人类社会和生活的深刻洞察和反思。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超越时空的视野，帮助我们洞察人性本质和命运。《荀子》中也体现了《左传》中对经典的重视与引用。比如，《荀子》在劝学篇中提到：“学习从诵读经典开始，以读礼仪结束。”这表明经典不仅是有形之书，更包含了无形的智慧与道理。又如，《解弊篇》中的引语：“人心的危险，道心的微妙。”这句话可能源于《尚书》中的记述，强调了人心难以捉摸，而道心需要精心专一去追寻。

从“典”到“经”的用语演变可以看出，人们对经典的认知在不断深化。这些典籍不仅仅是文字与纸张的载体，更是人类文明的瑰宝。阅读经典，不仅能增长知识，更能启迪智慧，为人生之路提供指引。它们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我们永恒的精神财富。